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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国际赛事我们都得当「中华台北」,以及为什幺会有「中华

时间:2020-06-14 编辑:

不是所有国际赛事我们都得当「中华台北」,以及为什幺会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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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体育比赛还是电竞,大家一定会发现大多是的国际比赛中,台湾队都是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义出赛,是觉得台北人就能代表全台湾吗?事实上,奥会模式是我国「退出」联合国后,逐渐了解,面对外交处境转趋艰难,终于体认坚持「代表全中国、汉贼不两立」参与国际组织之主张无法再获得国际社会支持,从而外交策略被迫转趋务实,奥会模式则是在此背景下,我国解决参与国际奥委会及其周边组织难题的方式[1]。

目前世界上的国际体育赛事,主要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单项运动总会(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及各国的国内奥委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及国内运动总会(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所主导。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际奥委会主办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奥会活动的最高权力机关。单项运动总会各自就其负责得运动制定规则及标準。各国则成立国内奥委会来和国际奥委会联络,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内奥委会才能派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除此之外,还设有运动仲裁法院来审理因为解释或适用奥会宪章所衍生的争端 。

国民党撤退来台后,台湾海峡的分隔加上美军的介入,使得两边虽然暂时都无法兵戎相见,但战场则从军事衍生到外交场合,两边的政府开始争夺「谁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此一争执,除了延续中国传统「名分秩序论」的「正统」之争外,在现代国际法上则具有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的政府继承问题。

根据国际法,国家和政府的关係就好比公司与董事会、学校和校长,政府代表人民来运作国家机器,在国家境内享有最高的权威,在国际上则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互动。因此,当一个国家因选举或政变发生政府更迭,就会出现「政府继承」的问题:也就是新的政府是不是能够取代旧政府,在国际上合法代表原有的国家。

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被中共打败逃难到台湾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则退守台湾坚持「中华民国未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不合法的伪政权」。两岸坚持自己才是「正统、合法的中国代表」,从此在外交舞台上开启了「一个中国」之争新战场。

早期我国在联合国较有人气,因此「台北政府」在联合国「代表全中国」直到1971年。在国际奥委会,则从1958年起就陆续遭到其他国家质疑认为「台北政府不具有代表全中国的正当性」,其中苏联(现为俄罗斯)表示,让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国,只会导致中国大陆的运动员无法参加奥林匹克而已,此举严重违背奥会宪章规定的「任何人均应不因任何原因受歧视而被剥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之不歧视原则[2]。

他们认为,台北政府就只能代表台北,大陆地区则应该要让北京政府来代表,这是「一中一台论」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出现,建议台湾政府将奥委会改名为「福尔摩沙奥委会」。然而,不仅中共不接受「中国和台湾同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件事,因为此举形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蒋介石更不接受「被降格为台湾」这件事,因为此举形同放弃对中国的代表权。

在折冲樽俎下,我国在1960─1968年间的奥运会虽然仍然以「中华民国代表队」出赛,但是必须在制服加上「台湾」二字,目的在彰显蒋介石政府实际管辖範围为台湾而不及于大陆。这也使得历史上台湾人曾经有用台湾为名出赛的纪录,这件事令当时的政府很是恼火,现在看来却很令人感到羡慕。

197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2758号决议,也就是所谓的「排我纳匪案」,决议通过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并要求「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佔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我国从此大量失去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

而在国际奥委会,由于中共叩关的声势越来越响亮,国际奥委会开始施压我国更改国内奥委会的名称来解决「一个中国问题」。此问题导致主办1976年蒙特娄奥运的加拿大政府拒绝我国选手以中华民国身分入境,我国选手也无法参加1980的莫斯科奥运。国家奥委会甚至以通讯投票做成「名古屋决议」,除承认由大陆的中国奥委会来代表中国外,更要求我国更改会名,并要求我国不得再使用国旗与国歌。

虽然我国一开始并不接受此「噩耗」,并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决议违法奥会宪章。然而大势已去,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及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徐亨先生奔走下,我国当时的政府高层虽一度主张「宁为玉碎,不与瓦全」,乾脆从此退出奥运赛事。

但是到了1981年,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璿体认到不应再度重蹈我国再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外交挫败经验,尤其体育外交深受国际重视,必须为我国体育选手争取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机会,才能保持国际能见度。最后和国际奥委会达成和解,除撤回诉讼,更在瑞士洛桑签订「洛桑协议」,以政府仅能代表其实际管辖的地理疆界为原则约定:

此种使我国在形式上放弃使用国名国旗国歌、但是实质上享有和其他国家相同权利义务之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从此被称为「奥会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在虽然也用各种不同的名义参与其他国际组织,例如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参与WTO、「捕鱼实体」参与各种国际渔业组织,但未必在实质上享有和其他国家相同权利义务,因此不能称之奥会模式。

理论上,奥会模式(不得出现国名、国旗与国歌)只适用在奥会赛事之中,像是台湾自己办的琼斯盃,理论上也因为不是奥会赛事而无须遵守奥会模式;但是此作法却在日后广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奥会赛事、甚至是非体育的国际赛事。

台湾主办的国际赛事也据此被要求「不得出现国旗与国歌」事实上,在签订洛桑协议的隔(1982)年,我国主办世界杯垒球女子锦标赛,中共随即宣布将派代表赴赛,萨马兰奇遂要求我国遵守洛桑协议,不得在比赛会场使用国旗国歌,而须使用会旗会歌。我国虽然仍能实质参与国际赛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国名国歌」的歧视待遇。

另外,由于洛桑协议使用英文签订,因此只约定了台湾要改名为「Chinese Taipei」,导致大陆方面不断透过翻译为「中国台北」来矮化我国。这虽然很令人感到困扰、厌恶,但所幸这世界上除了看的懂一点汉字的日本人,没有其他国家使用中文,所以影响不大。

从奥会模式的发展途径,我们可以发觉以什幺名义参与国际事务固然涉及尊严问题,但尊严一词涉及了太多的情绪,让我们无法好好思考问题本质。而「参与国际事务」一事应当当做外交政策的一环来思考,虽然尊严受损,但若能实质参与国际事务,我们才能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若当年因为意气用事退赛,我们或许就再也看不到令人骄傲的台湾选手在奥运舞台上发光发热了。因此奥会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思考究竟外交事务的本质是什幺?名词之争的意义何在?我们究竟该从中如何取捨、抉择?

NOTE

  1. 国际组织包含「政府间国际组织」及「非政府国际组织」,通常国际组织一字係指「政府间国际组织」,而国际奥委会及其周边阻住虽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然本文为行文简便,且各国政府仍以各种形式参与国际奥委会及周边组织之运作,故仍称之国际组织。↩
  2. Every individual must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ing sport,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and in the Olympic spiri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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